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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10年，和查尔斯·狄更斯的时代不同的是，除了露宿者和万圣节的恶鬼，街上已见不到半丝褴褛，连我们这些苦逼的伦敦漂，也会想方设法在慈善店淘几套返工的行头，3.29英镑的Top Shop裙子，4.99英镑的Next外套（若遇上换季，还有半价，感谢过剩的消费主义和它衍生的回收产业），基本上只差一顶卓别林的圆顶礼帽，就够得上衣着光鲜。尽管如此，吃饭时不小心偷窥到对方的碟子，还是一眼便能探出窘相来：我吃3.25英镑一大袋，每袋能下20碗面的素面条，配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对面两位长得像双胞胎的俄罗斯女郎吃土司刮黄油，或者黄油刮土司；巴西房东则吃1英镑一大罐的酸奶。他还不时向我请教如何做中国菜：“我的儿子在学跆拳道。”仔细揣摩中国菜和跆拳道之间的关系之后，我慷慨地向他传授了我的素面谱。
话说战后的工党政府为了实现“人人可栖居”的社会主义理想，为低收入者修建了海量的福利房，房租不但远低于市价，还有独立厨厕和公共花园等配套设施，英国人民如厕时再也不用披星戴月，洗澡时也不用兄弟几个在锡缸前一字排开，绝望地看着肥皂水卷起一层又层的老泥。1969年底，伦敦的福利房新旧加起来超过上百万套，豪恩斯洛虽属有色移民地带，也像亨廷登白人区的贫民窟一样，被列入了福利房兴建区，我的印裔房东于是便喜气洋洋地领到了一套福利房。
唐虞之治，总是好景不长。撒切尔上位不久便推出了福利房买卖政策（Right to Buy），欲望，像美国神学家弗雷德里克·布埃赫纳（Frederick Buechner）形容的那样：“是即将渴死的人迫切渴望的盐。”政策一出，600万房客中的三分之一，便以市价的50%到33%，兴高采烈地买下了自己租住的福利房，更多的富豪买主则怀揣着“即使不愁住，也不防用来出租”居心。那些低于5万英镑贱卖的福利房，很快就被被资本的炼金术（比如银行的房贷或次贷生财术）炒成了黄金。
我的印裔房东也赶上了撒切尔的“好政策”，省吃俭用买下了一套福利房，并像其他人一样用来出租，再用租金还她家的商品房贷。想来她那代伦敦人真幸运，因为有福利房在，商品房炒不起来，1970年代伦敦的平均房价不过4975镑一套，1989年以前伦敦的平均房价亦不曾超过98000镑，即使到了1996年，伦敦人平均花在房贷上的钱，也只占了工资的17.5%，而他们的后代，比如曼吉特·考尔这一代，就没那么幸运了。2016年，曼吉特·考尔终于硕士毕业，成了一位正式的社工。然而福利房却所剩无几，商品房的均价被炒到了656,874英镑，只好像所有的伦敦漂一样，拿出60%的工资（绿党全国数据，2016年），租了一间比鸽子笼大不了多少的阁楼。
每天早晨六点半之前布莱克小姐就出门了，赶早班巴士到西豪恩斯洛地铁站（或暴走四站路），然后坐地铁到伦敦二区，再转巴士到办公室，交通月卡120镑。那还是2011年，当时伦敦五区内高峰时段的单程地铁票是3.60镑，7年后涨到了5.10镑，所以当年布莱克小姐过得虽然不太豪华，但也说不上绝望。下班后她会时不时到中产阶级大爱的Waitrose超市游荡，买些准过期牛排或一瓶放血价红酒，然后像《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的女主那样，满腹心事地拧开（换了我怎么也拧不开的）门锁，拎着大袋小袋，疲惫地走进厨房。
百无聊赖的周末，布莱克小姐便会拉上我去逛里士满，即当年弗吉尼亚·伍尔夫住过的那个区。可记得《时时刻刻》？伍尔夫的姐姐前来探访，伍尔夫请厨师准备姜茶：“我们还有姜吗？”“姜早就没有了，这几周市场上连姜的影子都没有！”厨师为主人的不接地气而气恼。“快，立刻出发，坐1点的火车到伦敦去弄点姜，应该能在3点前赶回来！”从当时伍尔芙住的贺加斯屋，坐烟熏火燎的蒸汽火车到伦敦市中心，往返两个小时，却只为炮制一道“姜茶”，这就是里士满的气势。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廉价香水。不同阶层的人有截然不同的嗅觉密码。比如在简·奥斯丁的时代，英国中上阶级就对平民百姓使用的“兽脂蜡烛”十分反感，因为它是用猪油或牛油做的，燃烧起来有一股肉铺的油腥味，他们觉得这种气味很粗俗（vulgar）。他们用的是蜡烛，一根蜡烛能烧4到6小时，一个年薪10000英镑的什么爵若办一场舞会，至少需要300根蜡烛，总计15英镑，相当于一个仆人一年的年薪。蜡烛点起来，还要用满屋的金框银镜来反射，味觉才能与视觉一拍即合。
箪食瓢饮地活着，和被人挖出“贫穷的劣根”，这两种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无数次，我一边思索着那些关于“贫穷与自制力”的对话，一边在波音飞机的黑色投影下漫步，左边是破旧的秋千和被它晃起的地平线，右边是卖零食的小卖部，货架底下卷缩着无精打采的流浪猫。收银台旁一位妙龄辣妈，打扮成Lady Gaga的样子，冲着自己不满4岁的女儿破口大骂：“小，的！”然后一边尖嚎，一边求上帝自尽……几个耳洞被手术钢圈撑得核桃般大的少年，倚在门边，见怪不怪，吸着卷烟，冷漠地望着偶尔被车前灯照亮的，坑洼满面的沥青马路。
与之匹配的独幕剧，是坐在小货车旁的亚马逊快递工，四五十岁，胡子叭髭，抓着馕卷热狗，吃得上气不接下气，边吃边一刻不停地刷着手机。经常给布莱克小姐送网购产品的小哥告诉我，这是一份零合约，时薪低于国民最低工资“7.20英镑”，没有三保一险，病了就失业，每天送100到200份货物，早上8点出发一直送到月黑风高，还时常拿不到工资。BBC4电台曾现场报道过亚马逊在英国最大的仓库，有14个足球场那么大，却不像足球场那样有地暖设备，且上个厕所都像跑一场不要命的马拉松。
美食家杰克·门罗（Jack Monroe）曾在茶里放六勺糖，若说“缺乏自制力”，她可谓典范。2011年，单亲妈妈杰克·门罗产后因无人照顾儿子，向所在消防队申请调整工作时间被拒，只好辞职另寻生路，简历全无回音，又碰上保守党大砍失业救济金的伊始，几乎只有身怀绝技的人才有望领到救济金。在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面前，她竟然想到了典当电视机——当然，这还是在饥饿的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儿子一天能吃上三顿饭，她为自己减去两顿，饿得不行就往茶里放糖，靠着六勺糖的热量，苦心钻研如何用1英镑活一天。她用8.7分钱一只的鸡蛋做蛋饼，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饥饿之殇》（Hunger Hurts），并出了一本穷人美食圣经《Cooking on a Bootstrap: Over 100 Simple, Budget Recipes》，一举成名。
8.7分钱一只的鸡蛋，当然不是充满道德优越感的绿色鸡蛋；糖的致命之处亦早在英国科学家约翰·尤德金（John Yudkin）的著作《纯，白，致命（Pure, White & Deadly）》里被剖析得历历在目。然而当资本主义需要找寻贫穷的替罪羊时，被谴责的往往不是那些巨型养鸡场，患巨人症的超市或者赚得满脑肥肠的地产业和金融赌场，而是“不懂节制，有绿色鸡蛋不吃，偏要吃速成鸡蛋的穷人”——正是这些给NHS（全民医疗保险）带来了与饮食相关的，每年58亿英镑的医疗开支（NHS网站 2014.10.9）。
时间穿过云中隧道，进入了2017年，即我来到英国的第七年。此时我已告别了每天可以打几千次飞机的西豪恩斯洛，并和一位英国诗人结了婚。我们在乡下租了一块菜地，过上了“自耕农”的疯狂日子。学习“自律”，吃低糖食品和不打农药的瓜草，并不等于就彻底忘记了贫穷的质感。贫穷依然是一颗砂砾，住在我的眼睛里，我只能把它看得更仔细。2017年初，我加入了当地的食物银行机构。我们的工作是四处收集募捐食品，并把它们分配给饥肠辘辘的人。
2018年立春，北极寒流袭击整个英国，雪沙被飓风吹向空中，形成一只只白色的巨大旋涡，汽车盖着雪棉被，连鸟儿都只敢压着地面或屋檐低徊。像Ann Quinn那样无家可归的人，比2010年，即我来英国的第一年翻了一倍。BBC2016年12月1日公布的数据是250000人，这只是在英格兰。为无家者而设的“避难所”2017年发布的数据是307000人，包括了北爱，苏格兰和威尔士。其中伦敦最高，超过了15万人。在所有的无家可归者当中，有4134人长期露宿在大街上，在雪地上铺一层塑料袋，野狐似地卷缩在人行桥洞底下或超市门口。每当气象局即将发出红色警报，教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员便纷纷出动，像在喜马拉雅山上搜索雪莲一般，四处搜索着这些濒临绝望的人。
在所有形容“贫穷”的英文词汇里，我觉得Dirt Poor这个词最贴切，因为“灰尘是最势利的，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乔治·奥威尔语）”。一个人怎么会落到Dirt Poor的境地呢？除了那些一夜之间赌光祖坟的富家孽子，The Borgen Project（美国一个反贫富分化NGO）给出了五个答案，历史成因（比如被侮辱和剥削过的殖民地），战争，国债，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
在我看来，这五条原因里面最刺眼的是“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在英国，性别歧视造成了全职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比全职男性少9112英镑（《独立报》2018.1.17）；在美国，种族歧视造成了男性黑人员工平均小时收入只占男性白人员工的70%（旧金山联邦储蓄银行经济研究，2017.9.5）；对犹太人的歧视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或更早，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后；对残疾人的歧视令德国人在毒杀犹太人时，也杀了成千上万的同胞，单哈达马尔医院就利用毒药和“熬到营养完全蒸发的稀汤”杀死了近15000名“不够健康”的德国公民。歧视链无所不在，对贫农的歧视，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对LGBT的歧视，对流浪者的歧视，对衰老的歧视，甚至连“颜值”也被纳入歧视的范围……而贫穷几乎可以说是各种歧视混杂的产物，像一条“融汇百川”的脏河，贯穿着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以至一早就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革命和罪行之母”。
为了反对歧视和歧视带来的贫富分化，欧洲自战后便建立起一整套税收和福利制度。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几乎都是它的受益者，低收入者不但可以租住政府福利房，孩子们课间分得一杯牛奶和一勺鱼肝油，还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失业救济和全民医疗保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抱它，那些垄断全球经济的资本家，财团及其门下政客，咬定“贫穷是自身之过”，多年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地瓦解这套体系，比如卖掉政府福利房，实行“紧缩”政策，将水电交通医疗教育等所有公共资源私有化，用“吓尿体”进行媒体轰炸等，似乎只有如此，才能从金钱和道德上脱身。
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原本在M&S工作，不幸撞上了实体店打不过全球网购店的时代。M&S在2016年就开始大面积裁员，2018年又将关闭14家超市，炒掉468名员工，他属于2016年下岗的那波。失业近一年后，积蓄和下岗赔偿金全部用光，新工作没有着落，每月还要付近千英镑的房贷（感谢炒房集团）。妻子为了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感谢昂贵的托儿费），尚未有机会工作。双方爹妈皆不属于可拼阶层，且早已退休。他于是找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零合约），工资不够付房贷。
若按最坏的逻辑推理他的处境，画风估计是这样的：卖掉供了不到两年的房子，租房并靠所剩不多的卖房款生活。银两耗尽后仍未找到工作，被房东赶了出来，只好申请失业住房津贴和失业补助金。由于福利房都已差不多卖光，为富不仁的政客们根本不想再建什么“福利房”，导致等候政府安排住房的人超过了104000（借2017年的数据）。为了不露宿街头，只能拖家带口投靠父母，七个人挤两居室。终于奇迹般地等到了一片瓦，被告知在苏格兰某个穷乡僻壤（因为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当然不去也得去。
安顿好妻儿，每日开车去20英里外的就业中心准时报告，被迫囫囵吞枣填各种表，结果发现就连“捡狗屎工”都有一千人应聘。某日爆胎，未能准时到达就业中心，便被活生生地停了救济金。没米开锅，只好走进了食物银行。孩子在饥寒交迫中长大，跻身牛津剑桥的可能性降低，考上了也支付不起9250英镑一年的学费（借2018年2月的数据），匆忙涌入打工浪潮，万般努力却只换来零合约，他们的孩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贫二代——这个原本还算中产的家庭便落入了“Dirt Poor”的境地，并从此被世袭贫穷（generational Poverty）缠身。
英国《卫报》记者斯蒂芬·阿姆斯特朗（Stephen Armstrong）走访全英，将很多这样的“Dirt Poor”人生录进了他的新书《崭新的穷困》（The New Poverty，2017）中。他认为政府的见死不救是“歧视”，尤其是“机构性歧视（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的最大显现。他写道：“家住布拉德福德的克莱尔·斯基付不起拔牙费，巨疼之中跑到工具房找了一把老虎钳自己拔牙”——几乎是一道启示：今天我们谈起贫穷，谈论的不再只是埃塞俄比亚或委内瑞拉，甚至不是希腊，而是一个中产阶级正在萎缩的第一世界。
感谢诸神，这位从M&S下岗的朋友，去年底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不然我根本不敢乱开乌鸦嘴。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幸运，向食物银行求救的人从2010的41000增加到了2017年的120万人。斯蒂芬·阿姆斯特朗引用欧盟的数据：“1300万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困儿童占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做了严谨的调查过后，他指出，穷人不是贫困的罪魁祸首，而是它的产物。贫困也不可能通过“自律”自愈，“紧缩”只会导向更极致的贫穷。2018年2月的《伦敦书评》花了两个整版近万字来声援他的观点。
史蒂文在树林里住了十个礼拜，直到2017年圣诞节的第三天。那一天，一群流氓发现了他，他们把他痛打了一顿，抢走了他的睡袋，手提电脑和钱包。那一天鹅毛大雪把树枝都压扁了，他一个人走在路上。从Newmarket镇（剑桥郡的一个小镇）一直走到剑桥市，走了近16英里。在昏暗的马路上，他向警察求救。警察于是把他推荐给了“吉米的避难所”。他推开红漆木门，像被密封的人推开了沉重的盖子。他们为他铺好了床，送上了冒着热气的食物。一个月后，他们为他申请到了一间福利房。除了住房津贴，他每周有73英镑的生活费，伙食，水电，网费交通等全在里边。这点钱是保守党政府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比起他在过去30年所交纳的税金来说，它简直微不足道。离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还有三年，他正在一边找工作，一边为慈善机构免费做搬运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