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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观点，当然无可厚非，就像十几年前，我们城市里小区业主觉得参加业委会是一种民主实验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选择海盗作为 17 和 18 世纪新启蒙者，合情合理。只是大卫·格雷伯比我们的业主更理性一些，他写到高潮处，自己也说，“我将它冠以原始启蒙政治实验之名，当然是在有意挑衅。但我认为，挑衅在这里是恰如其分的。讲马达加斯加语的人们开展了一场自觉的政治实验……”我们的业主大约是到了 2022 年被关在家里，大约才会从幻觉中走出来。
我开篇论证道，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的思想躁动程度要远远超过我们通常的想象。所谓的“启蒙思想”或许是在巴黎、爱丁堡、柯尼斯堡、费城等城市得到充分阐发的，但对话、争论、社会实验在全世界纵横交错。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洋世界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因为最活跃的对话想必就发生在船上和港口城镇里。当然，这些对线年在咆哮湾建立据点的海盗到底有没有（如克里斯托弗·希尔所说）受到1649年阿比泽·科普（Abiezer Coppe）写的《激愤鼎沸之声》（“Fiery Flying Roule”）的影响？我们完全无从得知。同理，最先在圣玛丽岛上迎接海盗的扎菲易卜拉欣人果真如他们自称的那样，是也门犹太人的后裔吗？沿海地区的神灵观果真受到了教诺斯替派的影响吗？我们也永远无法确知。但我们不了解的只是具体细节，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物和思想经常从跨越印度洋乃至更远的地方来到马达加斯加；这座岛屿早就是政治流亡者、宗教异见者、冒险家和各种奇人异士最可能去避难的那种地方如果马达加斯加后来的历史可供参考的话，那他们确实来到了这里避难。
新人来到马达加斯加后，要花一大部分时间用来与原住民对话。我们有把握这样说，不仅因为对话是人类在任何地方的主要活动形式之一纵观历史，所有人类都将主要时间分配给劳作、娱乐、休息和讨论也是因为马达加斯加人特别重视交谈这门艺术。马耶尔写道：“马达加斯加人好奇心重，喜欢新鲜事，时间对他们不值钱，一切都是卡巴里的素材。”从严肃大会到日常亲友聚会构成了一个连续体。事实上，任何文化中的人都会，或者说应该会享受磋商、辩论、俏皮话、讲故事和优雅修辞之乐。而且对于熟悉当地语言、能够听明白的外国人来说，它们往往也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1729年，一本标题叫《马达加斯加：罗伯特·德鲁里十五年岛上俘虏生活记》（ ）的书在伦敦出版，作者据说是一名英国船舱服务生，船在马达加斯加以南遭遇海难后，他在岛上做了多年奴隶。历史学家对此书真伪争论多年。甚至有人主张此书实为丹尼尔·笛福所写。最后是考古学家迈克·帕克·皮尔森（Mike Parker Pearson）一锤定音。他证明，书中的许多地理细节非常准确，除非是真在岛上相应区域生活过的人，否则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在1991年从马达加斯加回来之后不久读到这本书的。我注意到，当作者讲马达加斯加妻子的魅力时，专门提到她“言谈讨喜”，还说他回到同胞之间后发现与欧洲女人讲话远没有那么有趣，遂感失望。我当时就确信这本书是真货。没去过马达加斯加的英国作者不可能编出这样的话。但我一读到就能立刻产生共鸣。在马达加斯加，人们认为性吸引力与言谈技巧密切相关，两者都造就了马达加斯加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一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达加斯加文化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谜。人们一度认为，最早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定居的是一群来自加里曼丹岛的刀耕火种的农民，他们扩散到马达加斯加全岛，并逐渐融合了后来的来自非洲大陆的移民潮。考古研究发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最早在马达加斯加定居的人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群体，后来传播分化，而似乎是多个彼此几乎没有共同点的群体马来商人及其仆人、斯瓦希里城镇居民、东非牧民、各类难民、逃亡奴隶而且在定居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他们基本上各自独立生活，并未构成单一社会。到了某个时间，大约是11世纪或12世纪前后，某种融合发生了，我们现在视为马达加斯加文化的大部分典型特征和模式出现了，并开始在全岛扩散。这个新的文化网格极其成功。在几个世纪间，局面就和今天的相差无几了：一个生态无尽多样的广阔岛屿，全民几乎都讲同一种语言的各种变体，讲同一批故事的各种变体，人一辈子的各种仪式大同小异，并在其他方面有着同一种文化网格下的上千种地方实例。我们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这当然不是有意识的政治规划的结果，至少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规划：当时没有任何统治者有统一全岛的能力，更不用说将一套文化强加给各个部族了。一定要说的话，这似乎建立在对港口城市文化礼教和一神教的普遍排斥之上。成为马达加斯加人似乎就是要明确否定海上外来者的生活方式，当年和现在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这种新的文化网格是如何囊括了这座跨度达1000英里的岛屿上的几乎每一个人的，但无论如何，性和言谈都必然发挥了核心作用。
至今依然如此。一千年来，外人来到马达加斯加，然后基本被同化。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有人短暂停留后离开；也有人游离在小小的区域内，比如“海民”。但是，绝大部分成了马达加斯加人，他们的后代如今在大多数方面与其他人没有区别。再说一遍，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这段历史的发生过程。例如，移民似乎在所谓马达加斯加“族裔群体”的产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方式可能与一般人的设想不同。因为岛上的语言差别很小，所以区分的依据一般要么是地理位置（“沙漠人”“森林人”“渔民”等），要么基于一些群体的自我界定它们将自己定义为特定的“外来的内部人”阶层的反面，那些阶层例如安泰莫罗祭司王，他们自称，但没有《古兰经》，只有用阿拉伯字母写的马达加斯加语魔法书，又比如建立了萨卡拉瓦族博伊纳和梅纳贝王国的冒险家王朝。他们总被人民视为外来者，而人民正是通过与他们的对立来定义自身：所有为扎菲波拉梅纳王朝效力的人都自视为萨卡拉瓦人，尽管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王国，尽管统治者并不是萨卡拉瓦人；而所有与扎纳马拉塔人生活在一起，并通过与扎纳马拉塔人对立来定义自身的人都是贝齐米萨拉卡人，尽管扎纳马拉塔人自己并不是贝齐米萨拉卡人。
从这些情况来看，马达加斯加孕育启蒙政治实验的可能性似乎很低。那么多外来者都被新兴的马达加斯加文化成功吸引和同化，这种文化的秉承者至今仍为它的吸引力感到自豪，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不应简单认为这个文化网格只是消灭了它遇到的所有差异。马达加斯加社会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保持着极高的国际性。我们知道从爪哇到阿曼的印度洋各地的人都曾来到马达加斯加，因此他们肯定与遇到的当地人进行了许多长时间的对话，外出游历后归乡的马达加斯加人也是如此。当然，这些对话几乎全部无从得知了，最多只留下了极其模糊而不确切的痕迹。大多数情况下连这种痕迹都没有。我们只知道对话肯定发生过。
本书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马达加斯加海盗的历史和贝齐米萨拉卡人的兴起。海盗船笼罩在各种凶悍恐怖的故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故事就是海盗的武器和盔甲但在船上，他们似乎是通过对话、商议和辩论来处理事务的。像圣玛丽，尤其是像安布纳乌这样的定居点似乎是自觉地企图在陆地上复制这种模式，一面用狂放的海盗王国故事威慑潜在的外国朋友或敌人，一面用心在内部发展平等商议式的流程。但是，定居、与雄心勃勃的马达加斯加女性结盟、建立家庭的过程本身，将海盗卷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话语的世界。我的论点是，马达加斯加公主用“奥迪菲提亚”（爱情魔法）引诱海盗上陆的故事的真正含义正在于此：卷入马达加斯加社会的生活必然意味着进入一个无休止讨论、揣测和争论隐秘力量和意图的世界，而在这个新的话语世界里，本土女性显然占据上风。（当然，正如默文·布朗指出的那样，如果有海盗真的试图打破这个言谈的世界，单纯诉诸暴力，那杀掉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进而导致许多马达加斯加男子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话语圈子：完全禁止女性参加的大卡巴里。我强调过，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些男人是谁，名字叫什么，生平如何。主要推动者似乎是虽然年轻，但了解外部世界的人。有些去过伦敦和孟买。许多人很可能至少有基础的法语或英语水平，少数可能还旁通其他语言（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等）。有些人甚至可能识字。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投入大量时间与活跃或退隐的海盗交谈，讲故事，揣测他人的动机，交流关于金钱、法律、爱情、战争、政治和有组织宗教的观点。他们还有很多机会观察海盗的行事之道，并将之与其他更熟悉的方式做比较。联邦的组织架构的首要来源就是这些对话，包括只有在战斗中才能真正发号施令的假中央独裁者、海盗誓词和民主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