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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稍微通过度娘检索一下就知道：ALB的运营主体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17日，是由加拿大汤姆森公司（The Thomson Corporation）与英国路透集团（Reuters Group PLC）合并组成的商务和专业智能信息提供商。该公司官网简介称：该公司除了提供财经信息服务外，也为法律、税务和会计等专业人员提供智能信息及解决方案，定位于“企业及专业情报信息提供商”。
不过，SSQ ALB中国法律大奖也没有那么神秘。这个奖之所以这么叫，完全是因为该奖项是一个简写为SSQ的法律研究和猎头公司（同样成立在英国伦敦，全名应为SHILTON SHARPE QUARRY，内地的运营主体为史盾凯睿（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ALB合作开发的，所以这个奖也只能这么叫。如果这个奖翻译成中文，则可能会变成“史盾凯睿-亚洲法律杂志中国法律大奖”，颇有点像ALB与一个网安公司合作的奖项，高级感会失去很多。
The Legal 500对于律师等级的排位比钱伯斯要略微简单一些，包括Hall of Fame（The Legal 500的官方译名为“名人堂”，个人觉得翻译成“殿堂级大佬”更霸气）、Leading Individuals（The Legal 500的官方译名为“先进个人”，大概是为了和钱伯斯的“领先律师”所区分，但是也有了体制内评奖称号的即视感，其实可以考虑翻译成“领袖律师”“先锋律师”之类的）、Next Generation Partners（明日之星）、Rising Stars（后起之秀，有意思的是这个中文译名和钱伯斯的一模一样，但是英文却不同）。律所的等级比钱伯斯也要略少一些。
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笔墨介绍上述三家机构，主要是因为广东省律师协会早在2020年就为上述三家机构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背书”。2020年7月，广东省律师协会发布了《关于支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参与国际法律评级机构评选的通知》，其中明确表述：“对于2020年7月15日至2023年7月14日期间，成功入选钱伯斯（Chambers and Partners）、法律500强（The Legal 500）、《亚洲法律杂志》（ALB）三家国际法律评级机构中法律业务类榜单或获得相关奖项（不含提名、候选名单）的广东省内的律师事务所（总部须在广东）及其执业律师”，给予资金奖励、推荐参与相关重大涉外经贸活动及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在没有更高层面的认可的情况下，我们就参照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这一认定标准。
从榜单和排名，以及从专业领域的分布来看，LEGALBAND和钱伯斯、The Legal 500、ALB的差异并不是很大。LEGALBAND可能更像ALB一点。有两个特征：一是LEGALBAND的各种奖项非常多，有可能是境外法律服务评级机构中奖项和荣誉称号最多的；二是LEGALBAND的各种排行也比较喜欢15这个数字。当然LEGALBAND也有创新，他们也喜欢30，比如“LEGALBAND中国律界俊杰榜30强”等。
诉讼基准杂志（Benchmark Litigation，私人翻译，非官方译名）也是一个美国的法律杂志。为了在已经非常成熟的英美法律服务机构评级市场中取得后发优势，Benchmark Litigation模仿IFLR1000，仅选择切入了“诉讼律师”这个细分领域，从2008年开始在美国法律服务市场对诉讼律师进行排名。Benchmark Litigation采取的调研方式和评价基准与钱伯斯、The Legal 500也没有什么大的实质区别。
《美国律师》杂志是美式思维的典型代表，擅长律师事务所指标排名，榜单简单、直接、粗暴。每年发布的榜单主要包括The American Lawyer100、The American Lawyer200、The American Lawyer Global200等，主要为全美和全球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排名。其主要按照四个指标进行排名，即律师事务所人数规模、业务收入、合伙人人均利润和律师人均业务收入，唯创收论、唯利润论、唯实力论。
钱伯斯的创始人据说曾经是英国大律师公会成员；而背靠路透社、一手创立了ALB的汤森路透公司，被有些业内同行认为其在法律信息服务行业的地位不可动摇，是“唯二”的存在（另一家法律信息服务行业的领先机构为律商联讯）。另外，尽管现在已经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但如果你有空浏览各大境外法律服务评级机构的门户网站，你还是会惊叹于这些评级机构的栏目如此丰富，文章也并不都是充话费而形成的“软文”，还是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的。
客观来说，境外法律服务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垄断国内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评级市场，一方面，主要在于我们自己没有填补这块市场空白，至今还没有本土的有公信力的市场化评级机构出现；另一方面，确实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为早年间国内律师事务所开拓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与外国律所直接竞争时，不得不通过境外法律服务评级机构广而告之，这是一个无奈且必要的选择。另外，境外企业选择国内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时，最初也需要通过他们的榜单进行搜索和筛选。
（4）评级机构也可能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中国这么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其实很难想象每家境外法律服务评级机构的那么几个人就可以决定一个榜单或者奖项归属。比如钱伯斯，其号称由200余名专门调查人员负责全球180多个法律服务市场的调研，且所有调研人员都在位于伦敦的总部工作；那平均下来，可能只有不到两个调研人员就会负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服务市场的相关调研工作。而且其调研方式可能主要仅能依赖于邮件和社交媒体，毕竟国际长途还是挺贵的。
尽管境外法律服务评级机构会根据参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要求，区分“公开”和“非公开（保密）”类目，并承诺只对外宣传“公开”类目中所涉的项目信息。但毕竟他们通过数十年的评级活动，掌握了国内头部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提供的一些重要项目和案件信息。而只要将数据积累到一定阶段，他们不仅能从微观上获知每个律师事务所和每个律师的优势和专业领域，也能从中观分析出我国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情况，更能从宏观上掌握我国有关司法环境、营商环境的信息。
还可能有涉外业务（international business）与非涉外业务（local business）的分裂。在境外法律服务机构的评奖中，精通英语还是有无可比拟的语言优势。在所有的申报表格中，本土化好一点的允许进行中英双语申报，但以英文版本为主；而一些评级机构仅有英文申报材料，或者仅翻译若干关键词组。尽管找一个精通英文的助理进行申报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英文申报材料为主也表明了他们所希望接受的客户群体的类型。
但司法部和全国律协作为最终官方数据的持有人，进行法律服务行业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应是可行的。司法部既然提出了到2025年建设20家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的目标，那如何界定国际一流的律师事务所？人员规模、业务规模、收入规模都是绕不过去的“坎”。而司法部、全国律协完全可以借鉴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的做法，推出适合律师事务所实际的指标性排名，这种指标型排名只有官方的才是权威的，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中注协开展的全国百家会计师事务所排名工作迄今已有近20年，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在2021年12月，中注协在其公布的最新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分析报告：2020》中指出：“中注协开展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工作始于2003年，其间不断探索、几经反复，先后经历单纯收入排名、多维度多指标排名（指标最多达到365项）和单一收入排名……2020年，中注协着手对会计师事务所评价排名办法进行重大改革，目的在于强化质量导向，纠正事务所片面追求规模、忽视执业质量的不良倾向，引导事务所切实提高审计质量，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然，私营机构也可以进行指标评价。就指标评价来说，市场上其实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榜单，当然他们可能大部分是无心为之。比如，专门承做资本市场和IPO业务领域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该都非常熟悉“梧桐树下V”这个微信公众号。吸引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不仅在于这个公众号是“投行法律智识分享平台”，更因为其每月每年都会公布“中国A股2022年1-5月IPO中介机构排名（保荐/律所/审计）”，将每个律师事务所承做IPO的业务单数直观地展示在市场面前。
其实，司法部早就意识到了建立适合律师行业评价体系的重要性。早在2017年3月，《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的试点方案》（司发通〔2017〕33号）就已经发布。根据上述方案要求，内蒙古、上海、安徽和陕西等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率先探索开展试点工作。2019年3月，司法部又发布了《关于扩大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的通知》（司发通〔2019〕35号），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在全国已经铺开。全国各地的司法局、律师协会等纷纷发布了相应的实施细则。
以上海为例，上海也是在2017年开展了相关试点，并率先在虹口和闵行辖区内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推广。2020年6月28日，上海市律师协会发布了《关于开展律师专业水平评定扩大试点工作的通知》，将试点扩展到了全市。具体来说，每位执业律师可以选择刑事、婚姻家庭法、公司法、金融证券保险、建筑房地产、知识产权、劳动法、涉外法律服务、行政法9个专业开展评定工作。评定的律师分别称为相应的专业律师，每名律师参评的专业不超过2个。
基于这个目的，我将监管部门主导的“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划入了专业评价的类型。但是，监管部门推进的评价体系确实带有很强的同行评价的特性，市场化（客户）评价稍显不足。这表现在负责律师专业能力评定工作的评审委员会的组成上面。以上海为例，“评审委员会由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法学教学科研机构有关人员及相关专业领域的律师组成”，其实大部分都是业内的且是官方的。
早在7年前，蒋勇律师就提出：“随着案件与项目信息透明度的不断提升，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更为普遍，行业监管部门的数据不断丰富，可能申报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互联网真正改变法律服务行业那一天，也必定是现有传统法律评级机构被取代的那一天”；“可以预言，未来的律师评级将可以不再依赖任何第三方机构。在互联网平台上，律师的所有碎片信息——律师发表过的文章、代理过的案件、客户的评价、同行的评价、法官等其他法律服务参与方的评价等都可以被整合，从而实现对律师的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估”。
